当初鲁迅既是呼喊“救救孩子”，必定和他的五四同志们一样，以为自己应该救孩子，而文学能够救孩子。。。但在此后的现实中，他很快发现放到“宽阔光明的地方去”的孩子，照样是一个死。。。他不再叫喊，他变得比1918年更绝望，因为在他年轻时，目击的是同龄人的死亡，而在三十年代丧命的青年，都比他小二十多岁，可以做他的孩子。。。中年得子的鲁迅很清楚，除了好好养大周海婴，其他千千万万孩子，他根本救不起。

 

不久鲁迅死了。“救救孩子”这句话跟着他的小说留下来，变成一道咒符，凡是怀抱救国心的青年记得这句话，相信这句话。可是别家的孩子不说，单是鲁迅家的孩子，以及孩子的孩子，一旦遭遇麻烦，别说没人救，连自救也不能。。。

 

但鲁迅身后，在光明中奔跑的一代一代中国孩子，胸怀正义、勇气和血性，继续慷慨激昂，救中国。无论是胡风还是储安平，是张志新还是林昭，是六七十年代的红卫兵还是老知青，是八十年代的大学生还是读书人，都自以为是在“救中国”。结果呢，连自救也休想：等到他们闯了祸，或被认为闯了祸，全中国没有人能够救他们，也没有人胆敢就他们——很好，最近二十年，孩子们学乖了。什么都可以做：跳舞、唱歌、吸毒、堕胎、考试、升学、赚钱。。。。。。都没关系，都很好，但千万不要救中国，千万别去闹革命。是的，是你们，在座的孩子们，总算被迫或者主动摆脱了九十年来救国与被救的轮回，人人做个乖孩子，学会顾自己。

 

这是新文化运动的大讽刺、大失落：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伟大寓言，被孩子们彻底看穿了、抛弃了；这也是中国历史的大还俗、大胜利：革命与改良、文化与制度、文学与拯救，终于被看成是两回事。。。

很多年后，我都会记得1996年初夏时的夕阳。它成30度角无力地穿过北大四院的一间门牌号为103房间的糊着破旧报纸的窗户。我坐在那疲软的阳光下，听着对面孔庆东很少间断的谈话，谈话的内容涉及政治、文学或许还有生命本身。内容我几乎已经忘记了，留在我记忆里的是他谈话时激昂的语气不会消退的气势。

 

那时候，我常常激动，常常伴随着他的愤慨一起愤慨。那时候我大一，我一直怀疑，如果没有那个夏天，我会成为另一个我。。。孔庆东常常用与他年龄不相称的情绪给我讲述他眼中的现实，并且对于我心中曾有的某些崇高的东西进行无情地嘲弄，我也是从那段时间里，才对我的生活环境，乃至我习以为常的历史，产生了另一种理解。。。

 

理想主义和趣味性是他在那年给我最大的影响。。。我夸张地以为，我们肩负着国家的未来，并且在他给我讲了许多这个世界的阴暗时，我激动得像30年前的同龄人一样要去拯救这个国家和世界。因为他的影响，我翻阅了所有关于五四的记载，我渴望像当年我的校友一样去呐喊，去影响这个国家。因此，我对于我周围的环境产生了无法抑制的厌恶感，那些没有激情没有责任的同学令我痛苦，而且在更多时候，我在他们眼里变成了一个奇怪的人。在夏日的夜晚，我向室友表达我对于社会的义愤，迎来的是沉闷和不屑。我也从那时起，强烈地觉得大学应该是“务虚”的，应该追求那些缥缈的理想，因为这个年龄的血是最热的，束缚也是最少的。。。